伍呷的家在昭觉县四开镇的山里。家里有七口人。父亲、母亲、一个哥哥、两个姐姐、一个弟弟。两亩田，种了玉米和土豆，只够自己吃。两头猪，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。没有低保。

    哥哥二十三岁，在外面打工，挣的钱只够他自己生活。姐姐十六岁，初中刚毕业，三个月前去了电子厂。

    “她也出去打工了，解决了部分家庭负担。”伍呷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，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
    但她没有说的是——姐姐原本也想继续读书的。

    这个家庭的账，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。

    父亲在外打工，一个月挣三千块。一年下来，三万六。哥哥打工的收入，只够他自己生活。姐姐刚进厂，工资也不高。

    但支出是硬邦邦的。

    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在读书——伍呷读初一，十二岁的妹妹读六年级，五岁的弟弟在幼儿园。三个孩子的学习相关费用，一年要两万块。。

    父亲和母亲都有慢性病。父亲去年做了肩膀手术，需要长期吃药。母亲胃病，常年输液，一年下来，医药费也要两万块。

    两万块的学费，加两万块的药费，再加一家人的吃穿用住。

    三万六的收入，怎么够？

    这个缺口，每个月都在。父亲在远方拼命打工，母亲在家省吃俭用，哥哥姐姐各自奔波。但钱还是不够。

    伍呷十四岁了，她已经懂得算账。她也看到了姐姐走的那条路——初中毕业，进电子厂。

    她开始想，自己是不是也该走那条路。

    我们去家访的时候，母亲在家。

    她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只能在家里操持。说起家里的情况，她的话不多，但有一句我们记得很清楚：

    “孩子他爸一个人撑着。”

    我们问伍呷：“你以后想做什么？”

    她说：“我想当设计师。”

    “那你打算怎么实现？”

    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暂时放起来。我打算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。有工资了，妹妹和弟弟就可以把书读完。”

    她想当设计师。

    但她准备初中毕业就去打工。

    这两句话之间，隔着一道她跨不过去的坎。她不是不想读书，是觉得家里供不起。姐姐已经走了一条路——初中毕业，进电子厂。她觉得，那可能也是她的路。

    可是她才十四岁。

    她是班里的文艺委员，也是美术科代表。她热爱绘画，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。

    她画的画很好看。她的同学说，每次出黑板报，都是她画的最多。她的老师说，这个孩子有天赋，性格也好，外向、和气、心态乐观。

    这样一个孩子，应该是坐在画室里，拿着画笔，一点点接近她的设计师梦想的。

    而不是在十四岁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梦想叠好，收进心里，然后说：我先去打工，让妹妹和弟弟读。

    我们问她：“如果家里能供你读下去，你还会想出去打工吗？”

    她没有犹豫：“不会。”

    “我想读书。我想学画画。我想当设计师。”

   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。和她说“打算初中毕业就打工”时，用的是同一个语气。

    一个是现实，一个是梦想。

    在十四岁的年纪，她已经把这两样东西分得很清了。她知道梦想是什么，也知道现实是什么。她没有抱怨，没有哭，只是平静地告诉我们：如果家里收入没有改善，她就走姐姐的路。带着那个设计师的梦想，去打工。

    把读书的机会，留给妹妹和弟弟。

    像伍呷这样的孩子，我们见过太多。

    他们有梦想，有天赋，有热情。他们想当设计师，想当老师，想当篮球运动员。但他们也早早学会了计算——家里的钱够不够，谁该留下，谁该离开。

    姐姐走了，她留下了。

    如果家里还是撑不下去，她就走，把位置让给更小的。

    可是，她也是孩子啊。

    她才十四岁。她的画还没有画完，她的设计师梦还没有开始。她不应该在十四岁的时候，就为自己的学业倒计时。

    别让她的梦想，真的只能被带着去打工。

END